论人为制造的 IPv4 稀缺叙事

分配池空了，只是图景的一部分。Lu Heng 认为，判断稀缺，应当看获取地址的成本是否真的限制了网络运营者。

IPv4 稀缺是当代互联网的决定性约束——这个说法被重复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已经固化为教条。但一旦用基本经济学和运营现实来审视，它就开始站不住脚。

稀缺，不是由登记机构资源池在行政意义上的耗尽来定义的。
稀缺，是由价格相对于使用价值造成的压力来定义的。

如果一种资源真的稀缺，它的成本就必须对使用形成实质约束。

IPv4 不符合这一标准。

在全球市场上，租用一个 IPv4 地址，通常每月约需 0.25—0.55 美元，平均约为每个地址每月 0.40 美元。

这意味着，一个公网 IPv4 地址每年的成本约为 5—6 美元。

现在，把它与实际使用这个地址的基础设施比较一下。

云服务器的成本因工作负载不同而差异很大：
• 基础 VPS：每月 5—20 美元
• 常见生产服务器：每月 50—200 美元
• 企业级或大型工作负载：每月 500—2,000 美元以上

因此，对许多服务而言，一个现实的运营成本中间区间是每月 100—500 美元。

在这样的成本结构下，运行这台机器所需的 IPv4 地址，其成本远低于整个系统的 1%。

一个在基础设施成本中不过相当于舍入误差的东西，不能令人信服地被称为互联网的限制性资源。

要理解稀缺叙事在经济审视下变得多么荒谬，不妨看一个简单的类比。

如果在一座大城市的中心租一套公寓，只需一个人工资的 0.1%，没有经济学家会说住房稀缺。相对于收入，住房会被认为是充裕的。

IPv4 恰恰就处在这个位置。

价格信号并不支持短缺的说法。

然而，稀缺叙事仍在延续。

为什么？

因为它服务于机构的目的。

把 IPv4 描述为一种稀缺且已经耗尽的资源，登记机构就能为自己对登记层施加的超常行政控制辩护。它们将自己塑造成一种脆弱全球资源的守护者，而不是一份越来越多地支撑正常运作市场的账本的管理者。

这套叙事也恰好遮蔽了更深的不对称。

许多登记合同将机构责任限制在象征性的水平——有时约为 100 美元。这意味着，对总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如果其自由裁量行为造成损害，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财务责任。

稀缺故事有助于维持这种安排。

如果 IPv4 被描述成脆弱而有限的资源，中心化行政控制就显得必要，法律问责则退居其次。

但一旦承认 IPv4 地址如今已成为在全球市场中交易和出租的资本性基础设施资产，这套逻辑就会削弱。

市场配置稀缺资本。
管理者维护账本。

当管理者对资本资产行使自由裁量权，却几乎不承担责任时，稀缺叙事就不再主要是一项经济观察，而更像一种机构自卫。

这种表述还带来另一个后果。

如果 IPv4 在经济意义上并不真正稀缺，那么推动 IPv6 的核心理由就会大幅削弱。

几十年来，IPv6 一直被宣传为不可避免的替代者，因为互联网据说已经“用完”了地址。然而，实际运行的互联网仍然主要依靠 IPv4，而市场以微不足道的成本供应地址。

因此，运营者不得不维护双栈基础设施，同时运行 IPv4 和 IPv6。这带来了真实的运营开销：
• 更多路由复杂性
• 更多防火墙配置
• 更多故障排查
• 更多工程投入

实际上，互联网多年来一直在缴纳一笔双栈税。

如果 IPv4 的稀缺主要是行政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那么这笔税的正当理由就值得怀疑。

技术上的差距，也没有通常描述的那么悬殊。

IPv4 使用 32 位地址空间。借助网络地址转换（NAT）等技术，一个公网 IPv4 地址可以服务数千台内部设备，从而成倍扩大可用的寻址容量，超出原始 32 位空间所呈现的范围。

与此同时，IPv6 提供了大得多的理论空间，但实际部署通常以 /48 或 /56 地址块为网络分配地址——远超大多数网络的实际需求。在日常运营中，可用寻址容量的差异，往往没有原始位数所暗示的那么重要。

结果是，当 IPv4 地址仍然廉价、可交易且广泛可用时，IPv6 的主要优势——地址充裕——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实际说服力。

因此，稀缺叙事开始显得不像技术上的必要，更像机构宣传。

如果 IPv4 稀缺不再构成约束，登记层就不再是为了配给稀有的号码。

它会成为它本来就应该成为的东西：

一份为网络所使用的基础设施资产服务的中立账本。

而一旦这个现实变得清晰，根本性的治理问题就会浮现：

互联网的登记层，应当由承担极少责任、依靠自由裁量的机构来治理吗？

还是应当由透明、受规则约束，并符合依赖它的网络之经济现实的体系来治理？

从价格、工程和运营经济学来审视，稀缺叙事越来越难以维持。

不限制使用的稀缺，就不是稀缺。

它是叙事。

而叙事，终将让位于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