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59：贫穷惩罚——RIR 模式如何向穷人征税，却称之为平等

同样的文书工作，可能占去小运营商更大比例的资源。Lu Heng 质疑：相同的要求，真的意味着相等的负担吗？

如今反对 IPv4 市场的论证，建立在一个美化自身的虚构之上：RIR 体系原本旨在让条件不平等的国家平等分享稀缺资源，后来市场才败坏了这项使命。它原本就不是如此，市场也没有做这件事。现在人们熟悉的论调是，IPv4“商业化”把一种据称低成本的公共物品变成昂贵的东西，随后又把负担转嫁给终端用户，从而伤害较贫穷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在这个故事里，市场充满掠夺性，非洲只能被动承受，而一旦允许稀缺性显露其价格，终端用户就必然成为牺牲品。《华尔街日报》最近便提供了这出道德剧的一个简明版本。

这一说法在修辞上有效，是因为它从一个错误的比较出发。它没有把市场与实际存在过的体系相比，而是把市场与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平等秩序相比。区域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体系的建立，不是为了把地址空间从富国再分配给穷国，而是为了协调全球唯一的号码资源，并通过注册、文件证明、利用情况审查和政策来管理稀缺性。NRO 将其描述为一个“互联网地址管理”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组织通常成为会员，并为注册管理服务付费。这一描述很重要，因为它剥掉了道德包装。从体系的实际职能出发，所谓平衡器的神话就开始崩塌。

一个在不平等世界里运作、按需求分配的机制，不会消除不平等，而会把它写进规则。更多基础设施、更多客户、更多已投入资本、更多员工和更强的制度应对能力，会产生更多有据可查的“需求”。更多有据可查的需求，带来更多地址空间。因此，更富裕、更庞大的网络，不只是在体系之外蓬勃发展，在体系之内也更容易得到满足。这不是偏离规则，而是规则正按设计运作。体系并没有站在不平等之上纠正它。它读取现有的规模与能力，再把它们转化为行政上体面的结果。

它为管理稀缺而建，不是为重新分配稀缺而建

体系的奠基文本说得很清楚。RFC 2050 将注册管理体系描述为一种机制，用于分配全球唯一的地址空间，并依据管理分配的政策与准则运作注册管理机构。RFC 7020 则从有限地址池管理、支持路由聚合的分层分配，以及保持唯一性和运营用途的注册准确性等方面，描述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体系。这些都是技术目标：唯一性、节约、可路由性、准确性。它们不是再分配目标。

“托管责任”的语言改变不了这一点。在注册管理政策里，托管责任不意味着因为某些国家更贫穷，就给它们更多 IPv4，而是按照节约原则和运营需求管理一种稀缺的技术资源。ARIN 的政策手册对此说得很直接：唯一性需要一个共同地址池；节约要求高效地向具有技术需求的组织分配资源，以支持运行中的网络；可路由性关乎可扩展的路由；托管责任则是对这些原则的应用。愿意的话，可以从技术角度为这种设计辩护，却不能诚实地把它说成一种福利机制。

行政把关不是附带现象，而是机制本身。AFRINIC 的政策手册要求组织具备资格正常的会员身份，证明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并经过“慢启动”和利用率规则的检验；手册也明确，分配规模由工作人员决定。当稀缺性后来使关注点从新分配转向转让时，市场并没有取代官僚体系，而是仍然嵌在其中。AFRINIC、APNIC 和 ARIN 都要求受让方证明需求、签订协议；ARIN 还明确要求支付适用费用，才能完成转让。因此，即便是批评者所谴责的“市场”，往往也是一笔必须先闯过需经许可的行政瓶颈，才能成立的交易。

这一点具有决定性。RIR 体系从来不是为了因为某些国家更贫穷，就给它们更多 IPv4。它的设计目标，是保持唯一性、限制浪费、维持可路由性，并按照得到证明的运营需求分配稀缺资源。因此，声称商业化背叛了某种原初平等使命的论证，在制度设计这一层就已经失效。根本没有这样一项使命可供背叛。

结果毫无疑义

如果注册管理层确实在促进平等，那么人们理应看到，几十年的运作已经降低了号码资源的集中程度。第一家 RIR 成立于1992年。这套模式已经有三十多年时间，足以展示其长期效果。它的记录并不含糊。

在全球层面，Geoff Huston 的国家分布报告显示，美国获分配1,608,786,848个 IPv4 地址，占已分配地址空间的43.63%；中国为342,951,680个，占9.30%。两国合计占已分配 IPv4 的一半以上。在区域层面，同一数据集报告，全球已分配总量为3,687,286,208个 IPv4 地址，其中 AFRINIC 为116,013,824个。Telecom SudParis 对 RIR 委派统计文件另行汇总，得到相同的 AFRINIC 总量，并计算出 AFRINIC 占全球已委派 IPv4 的3.15%。

非洲内部的图景也并不更好看。截至2026年3月23日，AFRINIC 的委派表显示，南非持有27,142,656个地址，埃及持有24,149,504个，摩洛哥持有12,273,920个。仅这三国就持有63,566,080个地址；排除留尼汪和马约特后，约占主权国家总量的55%。相比之下，同一张表上排名末位的三十个主权国家，合计仅持有3,166,464个 IPv4 地址，约占主权国家总量的2.74%。

这不是一个平衡器出了故障，而是平衡器的神话撞上了算术。一个让末位三十个主权国家只占2.74%，前三国却持有约55%的体系，并没有平等分配稀缺资源。它是在管理资源集中。

与企业比较，这一点就更难回避。NetworksDB 按所运营 IPv4 地址数量排列的组织榜单，在排除美国国防部和 RIPE NCC 这两个特殊案例后，列出的最大持有者包括：中国电信152,019,663个，Amazon.com 119,302,643个，Microsoft 97,174,985个，AT&T Enterprises 95,444,917个，Verizon Business 92,504,365个，Comcast 92,310,946个，Amazon Technologies 78,933,200个，中国联通68,487,894个，Charter 64,129,162个，以及德国电信56,150,336个。即便是这些主要商业持有者中最小的德国电信，单独一家所持的数量，也是末位三十个非洲主权国家合计的约17.7倍。

经历数十年的注册管理“托管”后，模式已经很清楚。全球层面，集中依旧存在；区域层面，集中被再次复制；非洲内部，集中依然尖锐。体系没有消除不平等。它把不平等的规模转化为行政结果，然后要求人们为这种转化鼓掌。

为什么穷人承担的负担最重

把这一点看清，真正的问题就变了。问题不再是商业化听起来是否令人反感，而是注册管理层究竟如何影响较弱运营商和较贫穷终端用户的连接成本。

它增加成本。更精确地说，它增加固定成本、拖延、不确定性和程序依赖。这些负担从上游进入，再向下传导。

NRO 明确表示，会员按照所需服务向 RIR 付费，各家 RIR 自行制定收费结构。RIPE NCC 的计费程序列明年度服务费、入会费，以及某些资源的额外费用。转让流程又增加了自身的条件和成本：ARIN 要求签订协议并支付适用费用；APNIC 和 AFRINIC 要求证明需求；RIPE 要求存在契约关系，并对稀缺资源转让施加限制。这一切都不会凭空消失。运营商承担它们，把它们计入套餐价格，并在能够转嫁的地方转嫁出去。

经济道理很简单。在规模有限的市场中，固定的制度开销并不中性，而是具有累退性。富裕市场里的大运营商，可以把法律审查、政策合规、会员费、行政拖延和不确定性，分摊给庞大的客户群。较贫穷市场里的小运营商做不到。因此，同一官僚层之下的运营商越小、越贫穷，这一层就越带有惩罚性。在富裕市场中尚可应付的摩擦，到了贫穷市场，就变成了一笔不可忽视的税。

所以，“贫穷惩罚”是恰当的说法。负担不只是明面上的费用，而是费用，加上合规成本，加上拖延，加上不确定性，再加上对自由裁量的依赖。对较弱的运营商而言，这些隐性成本可能比看得见的价格更具破坏性，因为它们更难比较，更难融资，也更难通过谈判化解。

反商业化的批评，在这里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它把市场当成不平等的来源，但早在转让市场进入公众视野之前，按需求把关就已经在给更富裕的既有运营商以优势。更富裕的运营商原本就有更多员工、更完善的文件，也更熟悉规则，拥有更强的法律应对能力，更能熬过拖延。市场没有创造这些不对称。注册管理流程早已把它们读取为“需求”，并据此给予资源。

无论对价格还有什么评价，价格可以比较，可以做预算，可以融资，可以谈判。自由裁量不能。自由裁量把获取资源变成一种政治关系。市场，即便不完美，也会把它变成一笔交易。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制度判断。当获取资源的成本被藏进程序，又被包装成美德时，穷人并不会从中受益。

市场没有创造问题，而是揭露了问题

商业化的批评者常常写得仿佛是市场创造了 IPv4 稀缺。并不是。稀缺既是设计事实，也是历史事实：IPv4 使用32位地址空间，具有4,294,967,296个可能值，其中许多保留作特殊用途。问题不是稀缺是否存在。它确实存在。问题是，在尚未分配的地址池耗尽后，稀缺资源应当如何流转。

在这里，证据对反市场叙事的支持，远不如其捍卫者希望的那样。CAIDA 的《迷失于地址空间》（“Lost in Space”）研究使用主动与被动测量，按其方法估计，只有约37%的可用 IPv4 地址空间得到使用；340万个已指派的 /24 地址块在全球 BGP 中不可见；历史遗留 /24 地址块中，只有9.5%得到使用，而大多数未使用地址块位于美国。这并不是一个贫穷国家只是在公平竞赛中落败的世界，而是一个被历史特权、遗留存量积压和利用不足所塑造的世界。

转让市场研究指向同一个方向。CAIDA 对已报告 IPv4 转让的分析，在其数据集中没有发现买方系统性囤积的证据；报告称，大多数转让空间在转让后处于已路由状态，并发现转让后的利用率呈上升趋势，其中很大一部分空间来自历史遗留持有资源。APNIC 自身的分析也同样报告，转让空间中有很高比例在转让后处于已路由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要么首次进入路由，要么在一段未被路由的时期之后重新进入路由。这种模式与其说是掠夺，不如说是重新配置：利用不足的历史存量，进入实际部署。

市场不能解决一切。更富裕的主体仍然可以买得更多，滥用风险也确实存在。关于转让市场滥用的研究表明，在某些威胁类别下，转让空间进入黑名单的比例可能偏高，而转让还会制造恶意行为者可以利用的不确定性窗口。但这支持的是更清晰的权属、更严格的核验、更好的路由安全和更透明的注册，而不是美化一种分配逻辑早已映照既有权力、程序负担也早已最重地压在弱者身上的官僚体系。

因此，严肃的比较，不是肮脏市场与仁慈官僚体系之间的比较，而是两种不完美的稀缺资源分配方式之间的比较。一种把成本藏在把关程序中，再将结果宣称为道德上的托管责任；另一种把成本显露在可见的交易中，并且至少有可能把利用不足的资源重新配置到生产性用途。面对被扭曲的市场，答案是更规范的市场，而不是一个被神圣化的瓶颈。

归咎的算术

这场辩论还有另一个露出破绽的地方：归咎方式的失真。

就按1,000万个 IPv4 地址算。相对于 IPv4 的全部规模——4,294,967,296个可能值——这大约是0.23%。如此小的份额，承担不起如今被压在它身上的解释任务。然而，一个关联地址数量远不到全球总量四百分之一的主体，却被塑造成全球不平等的象征；与此同时，管理其余部分长达数十年的治理结构，仍被允许用平等的语言发言。

这不是分析，而是转移视线。

重点不在于你是否赞同我、我的公司或二级市场，而在于规模。1,000万个地址解释不了全球 IPv4 的集中，解释不了非洲在全球分配中份额为何如此之小，解释不了为什么三个非洲国家持有主权国家总量的约55%，末位三十国却只有2.74%，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家大型欧洲或美国运营商，所持资源仍能超过数十个较弱非洲国家的总和。这些结果，是由一个大得多的结构，在长得多的时间里造成的。

放到全球尺度，1,000万不是体系本身，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把这个数字变成不平等的标志，同时把分配了另外99.77%的体系视为道德权威，这不是严肃推理，而是拒绝看清权力真正曾经处在什么位置。

真正有利于穷人的改革议程

去掉错误的比较，改革路径并不难看见。

让共享的唯一性层尽可能精简：只保留真正确保唯一性、基本注册管理完整性和记录准确性的部分。这才是体系建立的目的。不要让一个号码官僚体系通过摩擦、拖延和自由裁量式审查来实施全球社会政策。它从来不是为此设计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然后，取消那些恰恰在连接本就最薄弱的地方，让连接变得更昂贵的关卡收费。减少自由裁量带来的摩擦，明确权属，让转让和租赁规则更规范，让价格与流程更透明，在发生转让的环节加强核验、注册准确性和路由安全。换句话说：保留协调职能，削减累退性的开销。

如果政府真正想做再分配，就应当直接做再分配。它们应补贴电力、回传网络、光纤、设备、教育，以及有利于竞争的市场结构，直接降低连接的真实成本。它们不该做的，是把一个累退性的成本结构埋进注册管理程序，再把结果称为平等。

分配不等于正义。行政管理不等于团结互助。一个体系不会仅仅因为不喜欢市场的语言，就变得有利于穷人。三十多年过去，RIR 模式已经无法可信地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平衡器。在实践中，它做的是一件更狭窄、也更严酷的事：将现有不平等制度化，在其上施加一层累退性的把关结构，再要求体系中最弱的参与者，把这一负担当作道德原则接受下来。

这就是贫穷惩罚。穷人不需要关于“为什么获取资源必须继续受限”的道德表演。他们需要更便宜、更快捷、更可预期地获得资源。